愿你在这里遇到同样独立且丰富的灵魂

“鄂牛村”里拓荒牛 ——记我的老师段国超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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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牛村”里拓荒牛

——记我的老师段国超教授

姚维荣

 

姚维荣 陕西省安康学院中文系教授,中国书评学会、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书评学会、老教授协会、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安康市首届文联委员、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1981年起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教学、研究,相继在《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国青年报》《陕西日报》《陕南文学报》《安康日报》《人民论坛》《解放军文艺》《中国图书评论》《小说评论》《当代文坛》《名作欣赏》《西北师大学报》《现代文学》《延河》《安康文学》等报刊发表论文、书评、影评、小说、散文一百余篇,多次荣获地、省、全国评论征文大奖赛一、二、三等奖,主编《安康当代文学史》《当代陕西长篇小说研究》,出版专著《文苑采英》《文学论丛》《汉水人文》《沧桑岁月》《路遥小说人物论》等著作十多部。

 

岁月沧桑,转眼就是一生,转身就是一世。不经意间我已经走过六十多年曲折的人生道路。

作为伴着新中国一同成长的“老三届”这不幸的一代中的一员,回首往事,禁不住心潮澎湃,思绪万千。童年的天真烂漫,少年时代在饥饿中的一心向学,跨入青春门槛不久即陷入“文革”深渊,历经磨折从派性集中营死里逃生,受“血统论”影响前程无望,当了八年“三线民工”后终于欣逢盛世,在将近而立之年考进大学,进入渭南师专,从此挣脱“农籍”、改变命运,到知天命时也有幸忝列大学教授之伍……短暂而又漫长的几十年旅程,就这样跌跌撞撞地走过来了。这期间,三分之二以上的岁月都是在校园里度过的:河东小学、恒口中学、安康中学、渭南师专、安康师专(学院),其中19871998年还先后在中山大学、北京大学进修各一年。从七岁启蒙到五十岁最后一次当学生,不知受过多少老师的教诲啊!有的,随着岁月的流逝已经逐渐从记忆中淡化、远去了;有的,却刻下了深深的、难以忘怀的印记。段国超老师,就是这其中的一位。

算起来,段老师应该是我大学期间的最后一位授业宗师。我们作为渭南师专1978年建立后的第一届学生,当时所学的课程并不齐全。因为老师都是从各中学抽调上来的,只能根据各人的特长开课,有的课程缺师资无法开(比如教育学、心理学等),有的一门课两个人合上。二年级开现当代文学时,到后一段当代部分也因为任课教师不熟悉,只好由本来给另两个班代课的段老师给全年级一起上。

段老师也是师专建立后才由一所中学抽调到大学的。但由于他在中学阶段就没有仅仅满足于作一个照本宣科的教书匠,而是利用课余关注文学动态,坚持写一些研究性的文章,因此对当代文学的了解比较多,也才有能力为我们进行当代文学部分的教学。记得在讲这部分内容前,段老师和学校商量,请他熟悉的西北大学中文系蒙万夫老师先来给我们作一次学术报告,从宏观上讲一讲当代文学的总体情况。因为蒙老师大学毕业后即留校从事现当代文学教学研究,对这门学科深度、广度的了解自然超过段老师。按常理,在自己开讲前先请个高手来做学术报告,会使自己相形见绌。虽然这样对学生当然有好处,但对自己却有不利因素。由此也可看出段老师的确是个看重学问的人,没有“文人相轻”等一些俗见。

蒙老师做了两次学术报告后,段老师就开始上课了。他个子不高,人也偏瘦,但眼睛很有神采。由于课时有限,他只能讲赵树理、柳青、杜鹏程、杨沫、王蒙、艾青、老舍等十几个重点作家,但深入浅出,生动风趣,把知识性和趣味性结合得恰到好处。虽然他的湖北口音常常把有些字读不准,但是150多人合班上课,大家听得都很认真。课后从其他老师嘴里知道,他的老家在湖北罗田县农村,家境很不好,靠自己的勤苦学习,1959年中学毕业后考到陕西师大中文系。此后,陕西就成为他的第二故乡。1963年从师大毕业后,先是在蒲城师范任教,随后又调到一所中学。1978年渭南师专建立,他是第一批被抽调的教师。当代文学这段内容虽然只上了几个周,不到二十节课,但段老师的音容笑貌却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我没有想到,自己19807月从渭南师专毕业后,能分到安康师专中文系任教。如果说人生有所谓机缘、运气的话,那么我和我们这批以老三届为主的渭南师专77级中文专业学生在毕业分配时,就遇上了好运气。因为当时教育科技战线人才青黄不接,而77级本科生要再过两年才毕业,所以我们少数专科毕业生就分配到了大学任教。到师专报到后,领导问我在中文专业的课程中,哪一方面有特长,我说古典文学。领导说很遗憾,古典文学方面的课程都已经分给此前从中学调来的几位老师了,现在就是中国当代文学还没人代课,我们研究准备让你来承担。我说当代文学基础比较差,渭南师专没有单独开这门课。领导感到有些为难,考虑了一下说,不要紧,这门课要到二年级才开,还有一年多准备时间,看你在学校各门功课的成绩都不错,说明中文底子不错,也肯用功,只要认真准备,应该能拿下来吧!事已至此,看来我已经没了选择的余地,只好答应下来。此后,就和这门课及其相关学科结下了不解之缘,也因此和本来并不很熟悉的段老师结下了不解之缘。看来,世间好多人和事确实有个缘分的因素,比如我的分到师专任教以及主讲当代文学并由此与段老师及很多同行相熟,似乎冥冥中都与缘分有关。

中国古代对教育、教师的功能定位为“传道、授业、解惑”,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它忽略了对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培养。现代教育理念认为,教育、教师的功能不仅是传授知识,而且更重要的应该重视学生能力的培养。从学生方面来说,那就是不仅要“学会”,而且要“会学”、会用。我在大学虽然没有系统地学习当代文学,但却从其他课程和段老师不多的当代文学课时中学到了大学教文学课的方法,明白了其与中学教学的不同之处,这是我敢于接受这门自己没有系统学过的课程的教学任务的基础。我把自己勉为其难承担当代文学教学任务的事写信告诉了段老师,得到他的热情鼓励和关于备课、讲课等方面的不少建议,进一步坚定了代好课的信心。接下来,我从学校图书馆借来了已经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等几部教材和参考资料,借来了《红旗谱》《青春之歌》《保卫延安》《创业史》等一些当代重点作家的作品,用半年时间认真读书,同时跟着主讲现代文学的朱老师听课,学习教学方法。随后,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写出了这门课程的教案初稿。第二年开始上课后,再逐一按讲授的章节修改、抄正。由于准备的比较充分,虽然开始讲第一遍,也能够较好地完成教学任务,得到了学生的基本肯定。教研室组织听课后,评价是条理清楚、重点突出,但有些呆板、不够生动活泼。领导鼓励说,一个年轻教师第一遍能达到这个程度,也算基本可以了。当然,文学课要想真正讲好,那还得进一步努力。

人和人之间的相识,确实与缘分有关。但是要想进一步相知,并且建立起比较密切的、融洽的关系,就要靠相同或起码是相近的爱好、性格、志趣和追求。我和段老师由并不很熟悉到相知渐多,联系越来越密切,就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相近的专业,又都是不满足于当个仅仅把课讲好的教书匠,就必然会密切关注本专业的动态。我经常从省内外的报刊上看到段老师的研究文章,对自己很有帮助。听留校的同学们介绍,段老师这时已经在他们那些第一批调到学校的教师中脱颖而出,远远走在了前面。他不仅发表了不少文章,而且主持、参与编写了《中学语文古典名篇艺术谈》《新编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中国现代文学名著选讲》《鲁艺史话》等著作,并且在1991年晋升为学校第一批三名教授之一。听到这些信息,我既为老师感到高兴,也促使自己在教学之余多写一些评论文章。这些,不仅对教学是个促进和提高,而且使自己和省、地文艺界逐渐发生了联系,扩大了交往范围,开阔了视野;另外一个直接的收获就是,由于论文比较多,虽然学历不高,19871993年评讲师、副教授还是比较顺利,在77级专科毕业生中走在了前面。

1996年秋,我回到阔别十六年的母校,见到了段老师。这学期我开设了当代陕西小说研究的选修课,为了搜集资料,抽空到西安和渭南走了一趟。和上学时比,段老师是明显地苍老了。本来个头不高的他显得更加瘦弱,头发已经斑白,只是眼睛还很有光彩,说话精神很好。他问了我的教学、科研情况,建议我把研究对象集中到一两个最有影响的作家身上,这样才会有深度,才容易出成果。因为一般的作品评论很多人都能写。并说省教育厅刚批准了一项他主持申报的科研项目《陕西当代文学史》,正在物色撰稿人,如果我愿意,可以承担一些研究任务。我根据自己的基础和爱好,选了路遥一章的撰稿任务。恰好,不久后陕西师大中文系畅广元教授主持的另一个省社科研究项目《二十世纪陕西文学》开题,我要求承担一些任务。经过交谈,畅老师觉得我对路遥的小说很熟悉,认识、理解也比较深刻,就把这一章5万字的撰稿任务交给了我。此后一段时间,我即把课余的主要精力集中在路遥研究方面。再次细读作品及有关研究资料,经过认真思考,开始按照两部书稿的不同要求来完成写作任务。1998年到1999年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作访问学者,又完成了专著《路遥小说人物论》。我后来能以大专学历评上教授,除了文章比较多以外,与路遥研究方面取得的这些成果有着密切的关系。

进入新世纪,退休后的段老师开始整理、出版自己的文集。每出一册,老师都送我留念。这使我对段老师后半生的学术成就有了较为全面细致的了解,从中受益匪浅。我觉得老师的为文、治学有以下几个值得我们学习的突出特点。

一是持之以恒、广博丰厚。作为一个从青年时代就爱上文学的人,段老师可谓生不逢时。大学毕业后,开始几年要用全力熟悉并搞好语文教学工作。等到业务熟悉了,课余有了一定的精力可以从事文学了,文革浩劫又席卷全国,陕西的柳青、杜鹏程、王汶石、王愚等作家、评论家都被批斗,哪里还有一颗新生幼苗成长的土壤?七十年代初,武斗大乱结束,正常的社会生活逐步恢复,文学也有了一线生机。这时,段老师即开始从事自己早就喜爱的业余文艺批评。当然,在当时的背景下,不可能超越时代、潮流,但段老师的写作态度却是很认真的。著名文学评论家、编辑家李星回忆说:“印象中,段先生的来稿,总是一笔一划,书写工整,语言也十分简洁干净,一事一议,毫无不着边际的发挥……”(见《文章无新旧 相尚在风义》)从那时到将近古稀之年的现在,三十多年时间里,段老师共写出各类评论文章500余篇,200多万字。在我的印象里,不少专业从事文艺研究的人,也没有这样丰富的著述。数量的多少当然不能简单地与勤奋和成就划等号,但如果一个人没有写出《道德经》《红楼梦》《文心雕龙》之类的名著,则数量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还是部分地能证明其勤奋敬业与否的吧?而且,这几十年他从中学到大学,从一般教师到业务领导,教学和行政工作已经占去了他绝大多数时间啊!他在未到退休年龄即一再请辞中文系主任的职务(很多人可是到点了还要想方设法把权力多掌握一段时间啊!),就是出于这方面的原因。他的这些文章,内容几乎涉及到文艺的方方面面。从古代到现代,从宏观到微观,从文学到戏剧、电影,从作家作品研究到文艺现象剖析,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段老师文艺研究的第二个特点是重点突出,深钻精研。从事文艺研究是个比创作还要繁难的苦差事。写诗歌、散文、小说的人,开始大多是以自己的生活经历或自己熟悉的亲人朋友为题材,写得通顺真切大抵即可。但从事文艺研究则不同,起步的文艺素养比创作要求高一些,对评论、研究对象的选择也要难一些。开始阶段一般没有固定的目标,好像在百花园中徜徉,一时还很难确定到底更喜欢哪一种花草。但有追求而目光敏锐的人会在广泛涉猎之后迅速确定重点,这样才能有所建树。段老师就是这样,从七十年代初中期到八十年代初,他的文艺研究文章面广量大,内容分散,命中率相对较低,社会影响也不很大。1983年后,他把重点逐渐集中到鲁迅研究方面。为此,他在进一步细读、精读鲁迅作品的基础上,牺牲休息时间,进出新旧书店、大小图书馆,包括街上卖旧书的地摊,向熟悉的同志朋友发信联系,广泛搜集有关鲁迅家谱、家世的资料。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再从多方面去比较鉴别,披沙拣金,得出自己的看法或结论。从1985年起,他相继写出《鲁迅家世述略》《略论鲁迅家世的变迁》《鲁迅家世兴衰的历史原因》《鲁迅的曾祖母戴氏》《鲁迅的父亲——周伯宜》等关于鲁迅家世方面的论文,1991年出版了第一部学术著作《鲁迅家世》,以独到的建树,确立了自己在国内鲁迅研究领域的影响和位置。鲁迅研究专家彭定安先生对《鲁迅家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翔实、具体、生动、细密、系统。方面较全,汇描述介绍与论证于一体……可以帮助人们从生平研究进入作家的思想、艺术、作品的研究之中,因有此依据而更实在,因得较多事实的启发而多有所得。它对于鲁迅作品的主题学和类型学的研究也是有用的”。他特别赞赏《鲁迅家世述略》与《鲁迅家世兴衰的历史原因》是“掷地有声的名篇”,“非有锐利的目光,即无法雕琢这个历史的艺术珍品,这叫做细磨细琢,终成大器”。

学问与人品,是衡量一个学者道德文章的两翼。段老师不仅治学勤奋严谨,而且在为人方面也十分谦虚谨慎,诲人不倦。他的文章,不论是立论还是驳论,都是充分地摆事实、讲道理,而不是蛮横武断、惟我独尊,老子天下第一。在文章的结尾大都是用商榷甚至讨教的口吻,比如《史记:一部以人为中心的伟大史著》的结尾“这只有恳请史家和广大读者不吝指正了”,《似是一种失败的心理》的结尾“以上是我对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主题思想的一点不成熟的看法,提出来就教于刘乃昌同志和其他同志”等等。鲁迅研究专家廖子东先生在《开辟出一块新的天地》一文中说:“在这方面(指鲁迅家世研究)成绩做的卓著的要数段国超同志了。他在书信中谦逊地对我说,他不过写了些与鲁迅身世有关的‘小文章’——实则是很少有人涉及的大文章。”文章的好与坏,要让读者说,让同行专家评价,而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这方面段老师堪称文艺界同仁,尤其是我们后学的楷模啊!

作为一个身兼教学、行政管理和科研几方面任务的中老年人,段老师本已在超负荷运转,但是,对于文艺教育界同仁、后学们请他写序的要求,他很少拒绝,总是挤时间认真为文。拒不完全统计,仅这方面就有50多篇。而且,他并不是像有些名人那样应付一通了事,而是像李星先生在为他的《序跋集》写的序中所说的:“段国超先生的序文,无论是对学界朋友、学生,或是慕名而来的政要,总是一如既往的严肃认真,评价总是实事求是,成文总是言之有物,毫无浮华不实之词。比如对杨雅丽所著《礼记研究》的序文,张保宁《中西文学论》的序文等。”当然他也不是一味赞扬粉饰,而是该肯定的肯定赞赏,该指出不足的指出不足,让作者、读者真正从《序》中受到启发和教益。

从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到大学教授、知名学者,从三十出头的青年到耄耋之年的老翁,段老师用自己辛勤的劳作为教育事业、文艺事业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也得到了社会给予的地位与荣耀。他先后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中华诗词学会、中国鲁迅研究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当代文学研究会,担任陕西省教育厅高校学科设置评委、高级职称评委、现代文学学会顾问、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等学术职务,九十年代曾受邀访问美国作学术交流。但是,他谦虚谨慎、恭谨待人的君子风范、学人品格始终未变。李星先生回忆1973年冬组织业余作者改稿会时最早与段老师相识的情景:“小说、诗歌作者在这样的会上往往特别活跃,而评论作者则比较沉寂,段国超先生话更少,被点了名才不得不说几句……有一次开会他竟穿了一双那时已过时的黄解放胶鞋,听说是因为走时天下雨,而从他家到车站又有一段泥路,而平时他则穿深口布鞋……留给我的印象是,这是一个青少年时期吃过很多苦,在生活中随遇而安,在教学、科研中刻苦努力,在人际交往中十分朴素、简单的人。”李星先生的这个评价可谓极准,这也是三十年间段老师在我这个学生心中的印象。七十年代初他当中学教师是这样,七十年代末到了大学是这样,后来成了知名教授、学者还是这样。九十年代后因为一些事情常需要向老师请教,他回信时在我的姓名后常要加上“先生”、“教授”之类的称呼,让我很惶恐,给他说过几次也不奏效。在为人上尽量低调,在事业上尽量向更高的目标攀登,这就是他的做人准则。在段老师的书房里,悬挂着霍松林老先生题写的“鄂牛村”匾额,他的有些文章结尾也写着某年某月于“鄂牛村”,这是他对自己居所的称谓,也是他对自己一生为人为文风格的概括——条来自湖北的老黄牛啊!这是先生,也是很多在自己的领域辛勤耕耘的劳动者们以牛自况的心声啊!鲁迅的名言“俯首甘为孺子牛”,路遥的格言“像牛一样耕耘,像土地一样奉献”,不都是这个共同的意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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