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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声音——中研院史语所参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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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声音

——中研院史语所参访记

卞东波

卞东波 一九七八年生,江苏南京人,南京大学文学学士(2000)、文学硕士(2003)、文学博士(2006),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曾任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2008-2009),日本京都大学客座副教授(2011),日本早稻田大学交换研究员(2013),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芝加哥大学东亚系访问学者(2014-2015)。著有《唐宋千家联珠诗格校证》(凤凰出版社,2007),《南宋诗选与宋代诗学考论》(中华书局,2009),《宋代诗话与诗学文献研究》(中华书局,2013),编著《日本汉籍图录》(与沈津先生合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译有《中国美学问题》(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中国古代文学(唐宋文学为主)、域外汉籍及国际汉学研究。

 

 在南京生活读书日久,经常会去玄武湖畔的鸡鸣寺,鸡鸣寺脚下的中国科学院南京分院就是“中央研究院”迁台前在南京的旧址。曾经也发思古之幽情,专门去其中徘徊徜徉。院内的建筑都是大屋顶建筑,融合了中国明清建筑风格与西方建筑元素而成,与我的母校南京大学前身之一金陵大学的校舍如出一辙,都是典型的民国建筑风格。中研院旧址对面是从前的国立中央大学(今东南大学),旁边是原国民政府考试院(今南京市人民政府),玄武湖、鸡鸣寺就在不远处,环境怡人,是做学问的好地方。我时常想象1948年,中研院召开第一次院士会议,选出第一批中国“院士”时的情景。看到这份院士名单,极一时之选,全是当时各领域的最顶尖的学者,而且院士的选举完全看学术水准,就是与当时政府政见不合的郭沫若亦入选其中。我也在网上浏览过在台北南港今天中研院的照片,也非常渴望访问台北的中研院。2006年夏初,受台湾法鼓山人文社会学术奖助基金会的邀请和资助,终于有了机会访问宝岛,不但近看中研院,而且走进了中研院最著名的也是我最向往的史语所。

我是学文学出身的,但对历史的兴趣亦十分浓厚,常常翻看历史方面的杂志,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早已是看了很多年的学术期刊了。记得上大学时候,南京大学港台报刊阅览室还在老图书馆(现为南大校史博物馆)的一楼,既幽静又有点神秘感的所在。我常常到那里翻阅港台的学术刊物,在众多的刊物中,最吸引我眼睛的便是中研院的《史语所集刊》。当时读书不多,但我早已知道这份名气很大的刊物,这完全与史语所的第一任所长傅斯年先生有关。傅先生是中国现代史学思想史所谓“史料学派”的代表人物,他1928年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我也读过多遍,亦为其中的激情所感染,他曾大声宣称:“总而言之,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又说:“一、把些传统的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总之,他是想在中国建立科学的历史学,这个愿望至今依旧很吸引人。《史语所集刊》封面非常朴素,且几十年变化不大,每期刊载的论文也很少,只有五篇左右的文章。文章有的非常长,注释也很繁复,但这些文章每篇都经过匿名专家的评审通过后才刊载的,学术质量绝对一流。

抵台不久,就立刻安排我们参访中研院。那是我们来台湾的第三天,由于来的时候稍早于约定的时间,就趁隙去了中研院旁的胡适公园。刚下过小雨,胡适公园绿树成阴,葱翠欲滴,一些台北市民在里面闲坐或锻炼,愈发显得中研院的安谧。我心想这里真是治学的好地方,环境怡人,又远离尘嚣。

拾级而上,到了胡适先生的像前,突然想到季羡林先生的一篇著名的散文《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文章回忆了胡适先生在为人为学方面许多魅力,以及季先生与胡适先生的交往。其中季先生有句话说得非常含蓄也令人感慨:“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后,悲从中来,心内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眼泪自然流出。”只有像季先生这样经历过中国现代史大变动的人才能体会到其中历史的沧桑。唐德刚的《胡适杂忆》将胡适在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地位比作孔子,不过1949年后胡适一直作为被批判的对象,直到近年对其评价才趋于客观。可以说,胡适对现代中国的影响并没有因为胡适的去世而停止,直到今天仍旧我们感到他的存在。我站在胡适墓前,想着静静地安息在这里的伟人,除致敬之外,又感叹现今很难产生如胡先生这般具有非凡人格魅力及学术才华的学者型知识分子了。又想到,中国大陆之大,似乎还没有见过一尊胡适先生的塑像,固然有着政治的因素,但现在国共两党都已经一笑泯恩仇了。作为学者及教育家的胡适先生理应受到历史的公正对待及尊敬。记得几年前李敖来北大时,曾向北大捐款若干,想建一座胡适的青铜像。我觉得,北大当局应该考虑为这位对北大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塑一尊像,敬献一瓣心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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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鸡鸣寺脚下的中研院旧址

 

参观史语所是我们此行的重点。史语所始建于1928年,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学术机构,曾参与殷墟甲骨的发掘;并及时收购了清宫大库档案,免其化为纸浆;抗战中,还调查了西南地区的语言及人种,留下了一批人类学的资料。中国现代史上的著名学者,如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罗常培、董作宾、李方桂都曾是其成员。这次来自史语所,自然是兴奋异常。当时的史语所所长王汎森先生(现为中研院副院长)亲自接待了我们,并向我们介绍了史语所的简单情况。王所长是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教授的高足,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研究范围以中国近世思想史为中心,著有《章太炎的思想(1868-1919)及其对儒学传统的冲击》(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5年)、《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晚明清初思想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等书,研究思想史得乃师真传,只是没想到他这样年轻,而且已经当选中研院的院士。通过王所长的介绍,我们知道今天的史语所虽然仍保持着傅斯年时代的名称,但研究方向与从前已有很大不同,特别是语言组已经单独成所。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将史语所的研究范围定下九种:一、文籍考订;二、史料征集;三、考古;四、人类及民物;五、比较艺术;六、汉语;七、西南语;八、中央亚细亚语;九、语言学。王所长说,现在史语所主要工作分为四组:历史、考古、人类学及古文字学,而在中国大陆的社科院,这四个学科基本上已经单独成所。王所长又介绍了史语所招牌刊物《史语所集刊》的用稿情况,《集刊》实行严格的匿名评审,稿件唯质量是重,曾经连所长的文章都被《集刊》退过。曾经有朋友向《集刊》投过稿件,后来收到的评审意见就有几页纸之多,可见评审专家态度之认真。正是极高的学术标准,以及严格的审稿制度,造就了这份在国际汉学界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学术杂志的分量。如今《史语所集刊》被收入国际“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HCI),是被收入的为数不多的华语期刊。我注意到,虽然史语所是个研究机关,但来读书或访问的学者很多,已经成为社会大众的公共资源。

下面参观史语所的历史陈列馆是一次生动而深刻的历史巡游,又是一次含金量非常高的访问,虽然参观的时间有限,但得到的讯息之丰富需经若干天的慢慢消化才能体会到其中的滋味。史语所的历史陈列馆里面灯光很暗,极幽静,踏入其中,仿佛进入了时光隧道。我目睹了当年史语所主持十次发掘获得的几万片甲骨的一部分(这也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甲骨文),特别是一片刻在羊头上的甲骨让我驻足许久。简短的几个字,从历史的深处向我们传达着先民的声音,让我感受着上古时期人们的生存状态。在史语所幽暗的陈列室里,我们游弋在历史的星空,刚看完殷商时的甲骨,迎面而来就是盛唐时代书写着丰满的颜体大字的石碑了,再转身却是清代的大内档案。其中一件档案最吸引我们眼球,据说是康熙的遗诏。这幅满汉同体的遗诏目前只剩下汉文部分,康熙明确说他身后传位给“雍亲王”,而不是小说家所传的“传位十四子”,却被雍正改为“传位于四子”。当年这批数量极其庞大的大内档案,本来都要被送到造纸厂了,幸亏被史语所及时收购,不然的话,无疑又将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巨大损失。

离开史语所的历史陈列馆,我们来到一路之隔的傅斯年图书馆(傅图),傅图是史语所的附属图书馆。后来又听说,史语所是中研院规模最大的所之一,不但有单独的图书馆,而且傅斯年图书馆的藏品也是极其丰富。傅图的馆藏特色主要有六:一是善本古籍,共计三千八百余部、四万七千余册;二是普通古籍,约有十四万余册,主要为清代及民国初年刊本,以史部与集部为多;三是金石拓片,有二万八千余目,约四万幅;四是俗文学资料,约有一万二千余件,二万目;五是档案,包括手稿、信件、照片等,其中傅斯年先生档案为五千余件;六是少数民族文书,主要是1929年至1944年,史语所在边疆地区考察时所获的资料。这些资料对于研究中国文史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据傅图工作人员介绍,当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傅斯年为了把这些资料运到台湾,使用了各种手段,包括动用妹夫、兵工署署长俞大维的关系,用了几艘军舰把史语所的书籍、档案及藏品全部运到台湾。傅斯年对史语所的影响极其深刻,不但体现在他为史语所制定的“工作旨趣”上,而且史语所的制度建设、学术传承也受到傅斯年的影响。在傅图,我又看到被称为“傅大炮”的傅斯年的照片,据说他是唯一一个敢在蒋介石面前跷二郎腿的人。他的照片旁边写着他的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傅斯年这句话清楚道出了中国史学的特质是建立在实证及文献基础上的,可惜大陆有一段时间对此语理解不够深刻,所以才造成了几十年史学研究的荒芜。我想道,我是该庆幸这批资料运到台湾呢,还是感到惋惜呢?从1949年以后的历史来看,这批资料留在中国大陆,不是被“破四旧”一烧了之,就是束之高阁,无人问津,我似乎应该感到庆幸它们安全来到台湾,并被妥善保管及充分利用;另一方面,现在我们如果要想再利用这批资料,还要千里迢迢跨越海峡到台湾来看来查,极不方便,似乎我又应感到很可惜。中国历史前进的步伐总是以文明的损失为代价,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文革”时的“破四旧”;而且战乱、朝代更迭,图书又首当其冲成为牺牲品,想想1500多年前的萧绎江陵之火,不能不令中国历代士人扼腕叹息。想到傅先生的运书之举,不禁感叹中国历史上的“书厄”连连,也更敬佩今天傅图的工作人员将这批宝物保管得很好。希望随着古籍数码化的进步,将来这些书全部扫描上网,这样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利用这些善本旧籍了。

离开傅图,回首史语所,从广州到北京再到南京又到台北,从鸡鸣寺的青砖古瓦至南港的洋红建筑,史语所一路颠簸,史语所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现代学术史的缩影,既有创始初期的艰难,亦有中国学术现代化的辉煌。史语所创所近90年来,其学术的理念与根基从未动摇,早已成为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重镇与学人向往的学术殿堂。希望在21世纪的人文学发展过程中,史语所继续保持其学术品味,为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弘扬再尽一份心力。

 

创作手记】

 

我不是专业作家,甚至业余作者都算不上。好在自己从小喜欢文学,又是中文系科班出身,在中文系读书十年,又任教九年,对写作有那么一丁点感悟。平时写得更多的是学术论文,所以写起散文来也不禁会犯“考据癖”、掉书袋的毛病。记得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有一本书叫《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区分了所谓“文人之文”与“学者之文”。不过,在我看来,在中国古代无所谓“文人之文”与“学者之文”之别,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一般都是复合性人才,一人集官僚、学者、文人为一身,特别是宋代以降的文章大家无不如此。所以清代的桐城派提出作文要“义理、考据、辞章”合一,正是基于创作主体本身的素质,也可以说是自然而然的要求。宋代严羽在《沧浪诗话》中痛批宋人作诗“以才学为诗”,而主张“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神韵、性灵之作,但包括严羽自己在内的中国古代诗人能达到这种境界者极少,这反而成为很多作者远离“学”的借口。一直喜欢清代叶燮《原诗》中的话:“大约才、识、胆、力,四者交相为济,苟一有所歉,则不可登作者之坛。四者无缓急,而要在先以识,使无识,则三者俱无所。托无识而有胆,则为妄,为鲁莽,为无知,其言背理叛道,蔑如也。无识而有才,虽议论纵横,思致挥霍,而是非淆乱,黑白颠倒,才反为累矣。无识而有力,则坚僻妄诞之辞,足以误人而惑世,为害甚烈。”“识”也可以说是“学”的转语,怎么获得“识”,无非读书一途。大学中文系固然不是培养作家的地方,但是可以学到“学”与“识”的殿堂。中国从来就不缺乏作家,少的是兼具“才识胆力”的作家。对我而言,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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