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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苦难和勇气的纪念 ——二〇一五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品管窥

时代苦难和勇气的纪念

——二〇一五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品管窥

陈华文

陈华文 一九七六年生于湖北汉川,目前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党委宣传部工作。自幼爱好绘画、写作。曾专注纪实文学创作,近五年专注图书评论写作,对文艺与社科多有涉猎。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中国艺术报》《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解放日报》《南方日报》《深圳特区报》《广州日报》等报刊发表读书评论两百多篇。二〇一四年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举办的优秀书评评选中,《林下结庐识鸟音》等四篇书评被评为全国百篇优秀书评,是全国获得优秀书评篇数最多的作者。获得其他各类写作奖项若干。专著《大地文心——地学文化实践与探索》《最是书香》于二〇一五年底分别由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出版。

  

每年谁能捧获诺贝尔文学奖,一直是全世界津津乐道的话题。曾经被认为最有可能获得诺奖的村上春树、米兰·昆德拉等人,年年都是“陪跑者”,今年也不例外。二〇一五年十月月八日,瑞典文学院宣布: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二〇一五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对于多数中国人而言,阿列克谢耶维奇无疑是陌生的,她到底是谁?为什么能获此殊荣?

 

继承俄语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

 一九四八年五月三十一日,阿列克谢耶维奇生于乌克兰伊万诺-弗兰克夫斯克市,成长于一个军人家庭。一九七二年,她从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做过中学教师和报刊编辑。在她四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主要以非虚构的纪实文学为主,相继出版《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一九八三年,又译《战争中没有女性》)《我还是想你,妈妈》(一九八五年,又译《最后的见证者》)《锌皮娃娃兵》(一九八九年)《被死亡诱惑的人们》(一九九三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来自切尔若贝利的声音》(一九九七年,又译《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等作品。

从数量方面来看,她公开出版的作品居然不超过十部,这和其他诺奖得主相比,显然是偏少的。然而,这并未影响她受到世界文坛的认可。除了斩获诺奖之外,她的纪实文学作品还受到诸多奖项的青睐,如曾获瑞典笔会奖(一九九六年)、德国莱比锡图书奖(一九九八年)、法国“世界见证人”奖(一九九九年)、美国国家书评人奖(二〇〇五年)、德国书业和平奖(二〇一三年)等等。

诺贝尔文学奖颁给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授奖词是:“她的复调式书写,是对我们时代苦难和勇气的纪念。”这句话精辟地总结了她纪实文学创作中的三个特点:以编年体式为每个时代修筑纪念碑为创作宗旨,以平等展现各种人的声音为创作风格,以对痛苦与勇气的全面反映为创作内容。她以女性独有的坚韧不拔的毅力、不畏艰险的勇气和不断探索的精神,开创、丰富并完善着纪实文学体裁。

众所周知,俄语文学有着优良的现实主义传统,很多作家都有直面历史、用生命写作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担当。尤其是自十九世纪之后,无论是沙俄时期,还是苏联时期,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里、屠格涅夫、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等作家的作品都恢弘大气、深沉厚重,人性中的美与丑呈现得淋漓尽致,历史与现实、战争与和平、生存与死亡这些严肃的文学命题在他们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同样,在阿列克谢耶维奇之前获得诺奖的俄语文学作家中,无论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还是索尔仁尼琴的《癌症楼》,对于历史的记录、追问,与民族反思意识紧紧结合在一起。

事实上,阿列克谢耶维奇继承了俄语文学长期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既有对当代人类历史境遇的思索,也有对正义和平的期望,同时也暗含着对俄语文学经典作家致敬的意味。和那些杰出的俄语文学作家不同的是,她的创作体裁是以非虚构、真实记录为主要特征的纪实文学。而纪实文学作品获得诺奖,在此之前仅有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一九五三年),距今已过去六十多年了。

 

战争中女性身份的双重表达

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创作生涯中,选择纪实文学这种文学体裁进行创作,也经历了一个寻找和选择的过程。她大学毕业后于一九七五年创作的处女作《我离开了农村》,便是由一些离开家乡的人们的独白构成。此书尽管没有公开出版,但写作风格已初露纪实风格之端倪。她也尝试摆脱记者写作的烙印,却似乎找不到更合适的创作方法。

在各种体裁遍试后,阿列克谢耶维奇选择回到原点:原原本本地把故事如实记录下来。记者出身的她,在报道中形成了完全属于自己的文学风格:先做采访,然后以文学手法将采访记录升华为感情充溢的日常生活画面。

在文学题材中,战争永远都是表现的热点,而关于二战题材的文学作品,全世界有成千上万部。阿列克谢耶维奇曾讲:“关于战争的一切,我们都是从男人口中得到的。我们全都被男人的战争观念和战争感受俘获了,连语言都是男人式的。”她没有亲历二战,为什么乐于呈现战争?其实这和她的生活成长经历有关,她有十一个亲戚在战争中死去。她显然是一个性别意识强烈的作家,她以女性的角度,写战争中的女性。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纪实文学《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二战中,超过一百万名十五至三十岁的苏联女兵参加了战争,她们中有医生、护士,还有伞兵、坦克兵、重机枪手、狙击手等。本书中,阿列克谢耶维奇真实记录了女兵们亲历的那些催人泪下的故事,还有战火中伟大的爱情……本书看上去更像一本“口述实录”,书中没有战争场景的宏大描写,也没有一些深刻的哲理和寓意,完全是一个一个女人的讲述。

为了写作此书,阿列克谢耶维奇四年中跑了两百多个城镇和农村,采访了五百多位参加过卫国战争的女性。本书中,有太多的情节令人读后陷入沉思。其中一个美丽的姑娘在受访时讲到,在战场上第一次拿着步枪,准备朝德军军官开枪时,她的手瞬间就软了,身体也颤抖了。她很清楚,不远处的这个军官是践踏国土的敌人,同时他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想到蒙受战争之害的同胞,她最终果断扣动了扳机……苏联卫国战争的惨烈,超出了常人的想象。由于见过了太多的生离死别,使得原本柔弱的女兵变得冷血、无情,她们像男人一样在战争上奋勇杀敌。战争结束后,那些活着的女兵,重新回到平凡的生活中,她们也撒娇、爱化妆,可是谁又知道,她们在战场上另外的一副面孔?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战争书写中,人性永远都面临两难选择,见不到高大的英雄形象,这和她的俄语文学前辈西蒙诺夫、贝科夫、邦达列夫把同胞塑造成英雄全然不同。

 

孩子是时代苦难中最深的痛

任何战争无论胜负,最后受伤的必然是儿童。出于母性的本能,阿列克谢耶维奇对于战争中儿童的生存状况,进行了最客观的记录。完成《我是女兵,也是女人》的写作之后,她接着创作《我还是想你,妈妈》。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数百万苏联儿童死亡。战争之初,那些两至十二岁的孩子,有的在念小学,有的在上幼儿园,有的在母亲温暖的怀抱里撒娇,谁都没有想到战争从天而降。德国纳粹军队的入侵,打破了孩子们宁静的生活,他们无不直面死亡。

《我还是想你,妈妈》一书,就是孩子们眼中战争的真实再现。这些孩子是战争中最公正也是最不幸的见证者。为了写作,阿列克谢耶维奇对一百多名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儿童进行了采访。一个孩子回忆:“……村子里的一些人已经奄奄一息,有躺着的、有吊着的,我们倒不害怕,因为这些人我们都熟悉。后来遇到了一个不认识的女人,我们就哭了起来:我们要和您在一块儿生活,我们自己感到太可怕了。”这表明,孩子们对战争充满恐惧,他们期望在和平的环境中学习成长。

战乱中的孩子们,见到的和经历过的一切,必将给幼小的心灵留下永远的伤痛。书中,一个幸存下来的孩子讲到,德军军官告诫他:“‘你们赶快集合,把你们的强盗埋起来!’我们就来到了那个地方,我们的人在坑里游动着,那里已经是个水井,而不是坟墓了。我们拿起铁锹,一边埋一边哭。而他们说:‘谁哭,我们就枪毙了他。给我笑……’我只好弯下腰,那个发号施令的人发现后,就仔细看我的脸,看我是哭还是笑。”这些在战火洗礼的孩子,即便过了几十年,阿列克谢耶维奇发现他们的心灵伤口依然是灼热的。

阿列克谢耶维奇对于战争与儿童的文学叙事一如既往,《锌皮娃娃兵》的时代背景,则切换到阿富汗战争。一九七九年十二月,苏军入侵阿富汗,直到一九八九年苏军才全部撤出。这场战争持续的时间比卫国战争整整多一倍,苏军有一万四千多人战死。从时间跨度方面来看,阿列克谢耶维奇和这场战争世界处于平行线上。至于为何要写这场战争,她曾悲痛地说:“为了表示抗议,抗议用男性的视角看待战争。我去了公墓,那里安葬着空降兵。将军们在致悼词,乐队在演奏……我发现,这些成年人都沆瀣一气,只有一个小姑娘的尖声细嗓冲出了其他声音的包围:‘爸爸,亲爱的爸爸!你答应我要回来的……’她妨碍了发言,被人从棺材前拉走,像拉走一条小狗。这时我明白了,站在坟墓前的这些人当中,只有这个女孩是个正常人。”

《锌皮娃娃兵》由日记摘抄和被采访者的口述记录组成。书中同时汇集了各种声音:有阿富汗战场上的医生与护士的讲述,有在阿富汗战争中失去了儿子和丈夫的母亲和妻子的回忆,有从阿富汗幸运归来的士兵的自白。书中有这样的记录:有些娃娃兵,为排遣作战中的恐惧,他们吸毒使自己麻醉,然后就疯狂地杀人。作品出版后,随即遭到当局严厉批评和指责。很多人以为,这种将军人等同杀人犯的写法,简直就是对军人的亵渎。这本书中,将沙文主义的虚妄和战争的荒谬放大到许多当事人难以接受的地步,有些父母无法接受孩子参与了一场残暴而无意义的战争之事实,一次次把阿列克谢耶维奇告上法庭。阿列克谢耶维奇认为,战争是一种将人带进情感边缘的极端的场景,作家就是在呈现这种特殊环境下人的情感世界。她写作本书,其实也是在阐明自己的立场:反对杀人,反对战争,珍惜和平。

   

文学的真实性力量砥砺人心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创作主题除了战争之外,另外就是生态灾难的真切再现。《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就是代表性的作品。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反应堆发生爆炸,邻近的白俄罗斯居民失去了一切。一些人当场死亡,更多的人被撤离,被迫放弃一切家产。成千上万亩土地被污染,成千上万人因高辐射核燃料泄露而感染各种疾病。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件,是人类有史以来由高科技失控引发的最严重的生态灾难。这场灾难发生后,当局对此遮遮掩掩,不期望家丑外扬。

阿列克谢耶维奇有着记者的职业敏感,同时也有着作家的社会良心。在这次灾难书写中,她当然不会失语。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四年后,她下定决心动笔写作。而在这四年间,她本人及父母还有身边很多人都生活在被污染的地区。她母亲因此双目失明,在这个地区长大的孩子中有二百五十至三百人得了甲状腺癌。阿列克谢耶维奇整整用了三年时间采访了这场灾难中的幸存者:有第一批到达灾难现场的救援人员的妻子、有现场摄影师、有教师、有医生、有农夫、有当时的政府官员、有历史学家、有科学家、有被迫撤离的人、有重新安置的人,还有妻子们的祖母们……每个人不同的声音里透出来的是愤怒、恐惧、坚忍、勇气、同情和爱。

为了收集到这些第一线证人们的珍贵笔录,阿列克谢耶维奇将健康安危抛之身后,将他们的声音绘成一部纪实文学史上令人无法忘记的作品,并借此期盼同样的灾难不再重演。她在书中写道:“从灾难发生的那一刻,到经历病痛与死亡挣扎,甚至被迫远离家园,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始终无法理解,那个巨大的、冰冷的核电站为何能如死神般掠走人命,而国家为何只言不发。”此书出版后,阿列克谢耶维奇惹火了官方,被骂成“叛徒”,最后被驱逐出境。十多年后,她才有机会回到白俄罗斯。

作为第十四位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女性,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过去四十多年的时光里,她不仅仅是讲述大事件的历史,实际上是在探索苏联和后苏联时代的个体命运。她关注的焦点永远是人,她是卓越的编年史作家,也是勇敢的思想启蒙者。很多小说家、诗人长期以来对纪实文学心怀偏见,认为这种文学体裁束缚于真人真事,不能发挥文学的想象力,缺乏诗意和审美价值。而阿列克谢耶维奇用自己的创作表明:无论何种体裁,只要用心发挥到极致,都可以获得世界的认可。与其说瑞典文学院这次将诺奖颁给了阿列克谢耶维奇,还不如说是对纪实文学一种最大的褒奖。纵观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纪实文学创作,不难发现她的作品风格诚实、勇敢,所有的叙述,都来自亲历者。正如她所言:“每个时代都有三件大事:怎样杀人,怎样相爱和怎样死亡。”这种根据受访者经历汇聚而成的纪实文学作品,在面对“时代、战争和人性”宏大叙事时,文学真实性的力量更能砥砺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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