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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陈忠实的过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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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陈忠实的过从

白来勤

白来勤 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陕西金融作家协会理事、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灞桥区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著有散文集《生命礼赞》《墙缝芦苇》,西部风情系列小说《紫禁城里哟呵嘿》,长篇小说《雨霖铃》,以及社科专著多部。

 

2016年4月29日,清晨一到单位,见微信圈有消息称:著名作家陈忠实今晨7:40在西京医院去世,享年74岁。

我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遂打电话问与先生关系非常亲近的灞桥区文化馆馆长峻里老师。峻里老师说,昨夜还在抢救,早上7点他看着从手术室送入病房的,他刚刚回到纺织城准备吃早点。估计情况不太好。

不一会儿,相关消息手机满屏飞,央视记者李志采写的消息《著名作家陈忠实去世》也在搜狐网播出了,看来事情是真的。想着先生生前对我的关怀和鼓励,我的喉头几度哽咽,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往事历历浮现在眼前。

先生生前曾多次在我的家乡新筑镇讲课,我也多次前往聆听。令我感动的是1990年秋,25岁的我与文友、羽佳书馆馆长翟孝章等人办了一个“滋水波青年文艺社文学讲习所”,主要参加人员为中学生和农村的写作爱好者,翟孝章与我作为主讲对学员进行文学创作普及。为了提高大家的文学鉴赏水平和创作能力,我们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斗胆邀请陈忠实先生为大家授课。当时我们籍籍无名,搞创作全凭一股热情,虽在一些报端刊尾发过一些小文章,但只是井底之蛙有小名气,没什么大名堂。由于听过几次先生的讲课,也有小东西请求过先生的指点,彼此不算太生分,但绝对没有多么熟悉,没想到先生却很给我们这些乡间飞来的麻雀面子,竟放下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白鹿原》,答应前来当时还是穷乡僻壤的新筑乡围墙小学的文学讲习所来为学员授课了!先生要来授课的消息一经传出,小小的村落立马沸腾了,大家争相前来听课,原本计划50人的规模,最后来了近200人,不少人托关系要门票聆听教诲,一些人还站在教室外听讲,这成为我们讲习所最为值得自豪的回忆。

由于我们那时都很穷,没有能力为先生提供舒适的交通工具,临时借了一辆勉强可以乘坐的面包车接送先生。讲完课先生连饭都没有吃就匆匆返回白鹿原下的西蒋村,当我们要支付先生那少得可怜的讲课费时,他怎么也不肯收,还夸奖我们能在别人都向钱看的时候追求精神财富,在农村搞写作培训的精神难能可贵,鼓励我们把好事办好,令我们心里既高兴又不安。高兴的是我们的作为得到先生的肯定,不安的是唯恐做得不好令先生失望。在先生的鼓励下,我们认真对待每一期讲习所的学员,竭力为大家提供帮助,促成不少学员在公开媒体上发表了作品,为灞桥区的文学创作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和后备力量。

1991年,我有一部诗集准备出版,但一时不知该联系哪家出版社,文化馆的峻里老师把我的困惑告诉了先生。先生为此专门给在陕西人民出版社的陈四长老师写了封推荐信,让我和陈四长老师联系相关事宜,还为我的诗集题写了书名《圣像与阳光》。虽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的诗集并未出版,但先生提携后学的风范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发表稿件是年轻人感到很兴奋和梦寐以求的事,我年轻时也一样。为了发稿,我曾不知天高地厚地将稿件直接寄给先生。先生接稿,总在认真批阅修改后,或推荐出去,或退回我修改。我的一篇散文《秋山感悟》经他推荐由丹舟(郭树兴)老师编辑首发《西安日报》,后经润色被《散文百家》登载,还入选《浙江省2011年高考语文模拟试卷》,我的诗歌《旅途》也是经先生推荐刊发在《延河》杂志的。

时下一些名人钻钱眼、借写字渔利,在文化圈内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而先生在此方面的口碑却出奇的好。他为我的婚姻社会问题长篇小说《情殇何痛》题写书名,为我主编的灞桥区诗词楹联学会会刊《灞上·诗词楹联》题写刊名,都是分文未取。在我的社会家庭问题长篇小说《情殇何痛》(后名《雨霖铃》)出版前,我在2004年的一天晚上给先生打电话,想让先生写几句话,当时先生正在北京参加政协会议,他说手头积压的请求作序的书稿很多怕误我的事,我便恳请先生题写书名,先生愉快地答应了。先生从北京回来后,很快为我题了书名,并打电话告诉区文化馆的峻里老师让我到省作协杨毅老师处取题词,只字未提润笔费的事。

2002年春,“龙之声”国际文化艺术节在河北省西柏坡举行,先生应邀作了题为《文学依然神圣》的演讲,大受与会的500多粉丝追捧。艺术节期间,我和陕西作家韩星海、郭潇、赵养科等人与先生聊天,先生首先问几位作家生活安排得怎么样,靠什么为生,并告诉我们要把生活安排好再写作,不要想靠写作赚钱养家糊口。当得知我们几个衣食无忧时,先生高兴地说:“这就好这就好,这样写作起来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因为文学这玩意儿虽然神圣,但对一般人来说并不能当饭吃,只有生活安稳了,才能保证你爱好的延续。”

尤其令我感动的是我与文友翟孝章在先生获茅奖后的1998年初共同操作了一篇宣传先生的文章,由翟孝章创办的《每日创编工作室》向全国各地推送。当《喜剧世界》杂志的一位编辑接到文稿后,欲编发前拿着稿子到先生处征求意见,文中的一些措辞有些失当甚至有损先生声誉,引起先生不快甚至恼火。先生遂打电话给区文化馆的峻里老师,要求我将发往各地的稿件悉数收回,当他的面焚毁!据峻里老师讲,先生像雄狮一样在电话那边怒吼:“我对白来勤、翟孝章不薄,这俩‘玩货’为啥这样对待我?”现在谈这件事的是与非已没有任何意义,我想说明的是,当消息传来时,我等甚是委屈且惊恐。因为其一是当时很幼稚的我等深感绝无伤害先生之意,实想锦上添花,完全没有顾及先生的感受;其二是彼时我正在申请加入省作家协会,先生一句话足以让我永远在作协的大门外徘徊,令我加入作协的事化为泡影。我等迅速按先生的意思办理,急电相关媒体停发该稿。当时不少报刊为抢先机已决定采用此稿甚至已排版签发,接到我们的加急电报只好撤稿,有的报刊还不死心,追问我等是何原因,能否修改一下刊发。为不再忤逆先生意愿,我等只能顾左右而言他,但就是有一点不能改变:坚决不能发稿!当然,我不可能收回发往全国各地的文稿,但却完全控制了此事,使之未能造成更大范围的影响。盛怒之后的先生是怎么想的,我们自然不得而知,也不敢再问,只觉得我加入省作协的事估计没戏了。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省作协在1999年初却发来通知让我到作协去办理入会手续,看来先生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小肚鸡肠,完全是一派大家风范!当我忐忑不安地走进作协大院时,首先想到的是要去拜谒先生、向他致歉。我怀着极为复杂的心情踅进先生的办公室,先生好像把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似的,对我嘘寒问暖,当得知我的来意时,他呵呵一笑,说没有什么,不必放在心上,以后做事要注意分寸,最好和当事人沟通一下。“好在是你们遇到了我这位乡党,不然别人不会那么客气的!”他还谈到高陵县的一位业余作者冒用他的名字投稿甚至获奖他都未予追究,他觉得初学写作的年轻人不容易,要正确引导。当得知我还是来办理入会手续事宜时,先生热情指路,说:“李秀娥老师就在旁边办公室,你赶紧去,她在专门等你们这些新会员办手续呢!”

上述“宣传文稿事件”也造成翟孝章在很长时间内觉得不好意思见先生的面。后来,翟孝章办了一家作文学校,欲让先生题写校名牌,因有心病在前,他不敢直接找先生说,便找我想办法联系牵线,同时准备了丰厚的润笔费。当前往取题词时,他心里很不踏实,唯恐先生知道是他的事或提及往事令人难堪。谁料见到先生后,愉快的往事如数家珍,不快的过去一笑了之,先生对年轻人的莽撞行为大度地宽容,还鼓励翟孝章好好办学勤奋创作,不要有思想包袱,当即欣然为翟孝章的巨笔作文学校题词“作文改变人生”。临了,翟孝章拿出润笔费要给先生,先生说什么也不收,还说:“咋都拿钱说事呢?连一点情分都没有了?别说是乡党,还是同道呢!为文化事业做点儿微薄贡献,我是不收任何费用的。”当翟孝章提出让先生多少收点润笔费时,先生真的生气了:“再提钱就不要拿我的字了!”和二十多年前不收我们的授课费态度一样坚决。拿着先生的题词,我与翟孝章只觉得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先生把手中那支纤弱的笔,放在弘道扬义、反哺社会、奖掖后学的天平上,让追名逐利的投机者,蓦然失去了重量;先生把那本可以作枕头的书,放在文学艺术的天平上,让许多著作等身的写手,顿时失去了重量;先生把关中平原一段乡村故事,烹饪得色香味美令人垂涎,放在地球村的文化餐桌上,让世人尽情咀嚼、品啖,不论美食家还是普通食客,都用味蕾发出由衷的赞叹。这口碑,令这奖那奖的含金量,黯然失色,不再光彩绚烂……

此刻,灞水两岸如串铃般的槐花开得正盛,煦风微拂兮,洁白、清香的槐花,使出浑身的气力,摇响振聋发聩的铃铛,迎接先生魂归故乡;鹿原上下如宝石玛瑙般的樱桃此刻正在成熟,夜幕降临兮,晶莹、璀璨的樱桃,点燃一盏盏多情的灯笼,为先生把归家的路程照亮。

先生走了,他爽朗如铙钹的笑声仿佛仍响在我耳畔,他那七沟八梁一面坡如白鹿原般的面容仍浮现在我眼前,遥望白鹿原,辽阔、雄浑、高远,翻开《白鹿原》,深沉、厚重、璀璨!那是当今无人逾越的高原,那是先生灵魂的家园!

愿先生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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